諒解應激反應，是敦厚社會應有的良知

相信有在關注時事議題的人，應該都知道2020/3/26的一則新聞，標題是「爆料時力黨工販毒卻拒作證，王浩宇恐遭裁罰 3 萬元」

簡單來說這則新聞就是，民進黨全國不分區議員王浩宇再一次正常發揮，污衊時代力量黨工販毒，最後司法證明那位黨工是無辜的，當時代力量將王浩宇告上法庭時，這位說謊成性的王先生以「為免陳述不實，受偽證罪追訴，請准予拒絕作證。」為理由，拒絕出庭應訊。

我也算是大開眼界了，第一次看到拒絕出庭的理由，是怕自己會做偽證？

講完前因後果後，我節錄新聞當中一個令我關注的片段：

「林效先（被污衊的時力黨工）目前從事兼職看護照顧的身障者周姓男子等證人，但只有陳孟秀與周男到場。

坐著輪椅到庭的周男則證稱，由於他罹患肌肉萎縮症，睡覺時需要有一個人在旁隨時協助他翻身，林效先是他朋友的朋友，早在 2016 年就開始做協助他翻身的工作，每星期來他家睡 1 至 3 天，社會局會給付時薪 180 元至 200 元的報酬，而林效先2018 年 4 月被王浩宇爆料後，晚上睡覺時會說夢話大罵髒話，或喊叫『救命!社會不公!不要抓我!』明顯有精神遭受打擊的情形。」

醫學上有個專有名詞叫「應激反應」，這種反應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會出現，意思就是當一個人經歷外在環境給的刺激過大時，會給出一定的反應動作，類似的狀況像是被強暴過的女孩子，會出現強暴創傷症候群，嚴重起來甚至會產生攻擊行為。

而這位被王浩宇污衊的可憐黨工，從新聞上來看也有一樣的症狀。

所以一個敦厚且有人性的人，會選擇原諒、理解這些因為被壓迫，而產生的過激反應帶來的負面舉動，因為不管是這位黨工或是被強暴而產生的歇斯底里，都不是他們願意及主動的，他們就是個被害者。

同樣的狀況在政治上其實很常見，例如2018年吳音寧不走正規程序，直接扔出市場改建圖，柯文哲不採納，被民進黨暗指市場改建案有圖利廠商嫌疑，柯文哲氣不過甚至罵出髒話，想當然耳又被新聞罵了好幾天。

或是前幾個月陳佩琪醫師在臉書上所寫：

「那時的黑柯產業鏈沒人跟我們分擔額度，所有的黑色產業鏈全由我們承 擔，記得有天要去佳音電台錄製衛教節目，滿腦子還想著昨晚被電視名嘴罵到 臭頭的內容，走在路上，感覺好像全馬路的人都還在罵我，沒上街的一定是躲在暗處訕笑我，想著想著，走到一處複雜的十字路口，沒仔細看號誌竟差點撞 車，那天回家也不敢跟他說......臉書每回提到這段，通常不會有人同情，只會 罵我『記恨』、『小心眼』」。

除非你是個喪盡天良的人，不然不太可能會覺得陳醫師小心眼，反過來對照起時代力量林姓黨工，柯文哲夫妻的應激反應根本小到令人佩服。

換作是你，被照三餐挑小毛病的謾罵及抹黑，能寬容大度到哪去？

不過我今天的主題不是要說柯文哲，更不是王浩宇，而是韓國瑜。

韓國瑜在2019/9/6會見日本學者時，脫口而出：「我沒遲到，我等日本人25分鐘。」繼而引起日本學者松田康博不滿，在臉書發文抗議。

如果大家不健忘，應該記得松田桑這件事發生前一個月（8/22），韓國瑜接待日本自由民主黨議員時，因為行程而耽誤半小時左右，然後被媒體大肆報導與攻擊。

但是新聞上有報導，韓國瑜在見到日本議員之前，就知道前一個佛光山祈福行程會耽擱到時間，所以已經跟日本議員告知過會晚到，如果這樣都還不算跟日本客人請假，難不成高雄市長韓國瑜，還要遞假條給日本議員嗎？

(這邊也可以聽一下詹江村議員對類似參訪活動的個人經驗，https://youtu.be/gvGwwAR2G4c?t=251，4:11開始)

可是高雄市議員跟綠媒仍然像撿到槍一樣，把這個「不算遲到」的遲到，當成頭條大事大肆播報，營造韓國瑜是個不守時的爛人形象。

如果你認為這樣已有「提前告知會晚到」，仍然算遲到，那以後你跟另一半乃至任何人約見面，都不能因為任何事而改時間，既使離約定時間還很久，被告知者不會有任何損害，你辦得到嗎？

時代力量市議員林于凱還說：「日本人重視準時的程度，完全是高規格的標準。」

講得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但問題是你google「安倍」、「遲到」，就可以看到2015年的新聞寫「安倍遲到，跑步趕見普丁！」

說好的日本高規格，高到從不遲到在哪裡？（而且也是前面行程耽誤而遲到呢）

順便附上一則詹江村議員去年講述鄭文燦軼事的新聞，那個時間點是2019年3月，民進黨還沒想到打韓國瑜遲到這件事，當時是由民進黨不分區議員王浩宇，主打韓國瑜愛喝酒，所以詹江村議員就提到以前鄭文燦常常晚上應酬喝酒，因此早上行程常宿醉而遲到。

奇怪了，鄭文燦的遲到沒人提，韓國瑜的不算遲到就天天罵？

大家如果有印象，那時候全部綠媒及一些藍媒，都非常熱衷探討韓國瑜各式遲到跟晚到。

但這件事真的很弔詭，先不論任何市長每天都可能超過4、5個行程，一整天跑下來，到底能不能所有行程都照既定時間走這件事，如果今天大家真的要撻伐韓國瑜時間管理很糟糕，那大家統一標準嘛，把所有藍綠、歷任所有縣市長的上班時間通通拉出來做比較排名次啊。

連比都沒比，大家怎麼能直言斷定韓國瑜的狀況最差？

韓國瑜是台灣第一個，被以放大鏡刻意追蹤上班時間的縣市首長，如果韓國瑜不是最差的，卻受到這種最差的待遇，那不正是一種主動的攻擊跟霸凌嗎？

講到現在，仍然毫無同理心的，請問你以前在班上是不是最喜歡霸凌別人？

所以在此前提下，韓國瑜去年第二次跟日本人見面，脫口而出：「我沒遲到，是我等日本人25 分鐘。」不就是一種之前被媒體栽贓，而導致的應激反應嗎？

松田康博不知前因後果就算了，但媒體見獵心喜，把這種韓國瑜因為被栽贓而產生的應激反應失言，大肆宣傳、挑起紛爭，那真是喪盡天良。

看完這篇文章大家會發現，其實2019年韓國瑜兩次會見日本人「都沒遲到」，但恐怕有很多人還以為，他兩次見日本人都遲到。

這就是現在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