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政爭李登輝勝，乃是中華文化社會下的必然

很多人都把贏得二月政爭當作是李登輝展現其政治智謀與城府的鐵證，頂多是再加上運氣。當然，敵視他的人，稱之為城府深，個性陰詭，支持他的人，則是稱之為智謀深，個性老練。

不過我對這種論述，不以為然，這種論述是忽略了時勢、命運、社會價值觀這些大我理性因素，過度崇尚英雄的小我情緒性因素才產生的結果。

事實上，李登輝會在二月政爭中取得勝利幾乎只有兩個關鍵因素：

1、 台灣當時是傳統中華文化價值觀主控整個社會。
2、 蔣經國在生前的政治安排。

沒錯，我認為二月政爭的勝敗，其實早在蔣經國死前就已經注定，並沒有太多李登輝個人的小我因素在裡面，也就是說，要是今天站在那個位置的是林洋港，林洋港也是會贏。

會把李登輝與其他國民黨想要跟他爭位者的互鬥寫成一篇篇看似精彩的「都市傳奇」，很明顯不僅是綠營媒體炒作的原因。這或許跟這世界習慣於淺碟文化，新聞媒體長期擔任「說書人」的角色，會下意識追求新鮮刺激度有關吧。

雖然，很多人聽到我說，二月政爭李登輝會贏，是因為1990年代的台灣是個中華文化昌盛的社會，一定很憤怒。不過很遺憾，這就是個事實。中華文化昌盛的社會的價值觀，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台派覺青最討厭的，儒家與皇權結合的哲學觀。

沒錯，其實李登輝可以在二月政爭中取勝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當時的社會是很單純的儒家思考系統。（現在也差不多，只不過更取缺陷，而略過優點罷了，之後會提到）

儒家思考系統極度重視「倫理」與「道德」，倫理簡單說就是男女、尊卑、君臣這些身份間的差異。

而道德就不多解釋了。

李登輝雖然在當下黨內勢力不深厚，可是他的位置就是「君位」。（即使暫時只是名義上），而在注重倫理的儒家思考下，這種差一點的差別，就是決定性的要件。

在相同的智謀與性格下，「位置」在注重倫理的思考體系下，成了一個可以「以一擋百」的護盾，保護住李登輝在各方角力拉扯下的權位。

再來，現在台派超級喜歡用遊牧民族的武力強大來貶抑中國文化裡面的種種制度，也很喜歡用現代民主制度去詆毀儒家理論進入政治後，那種一人為君，中央集權的缺陷。（其實大部分的企業或是團體，都是這樣）

不過，二月政爭中，如果沒有這個「缺陷」支撐，也就是說如果當時的社會價值觀是現在台派最喜歡洗的「遊牧民族好棒棒」加上「民主好棒棒」，那就是宋美齡提出的建議，不應該由李登輝代理主席，而是應該「集體領導」。（起碼在正式選舉之前，甚至到代理總統結束前）

儒家思想裡面關於君臣倫理的體現，就是：「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亦即，任何事，多頭馬車，集體領導，並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政治管理上。

這個跟遊牧民族，很多軍政大事都是由氏族首領組成的部落聯盟一塊決斷，是不一樣的。

如果所謂遊牧民族「集體領導式」的觀念，是當時台灣社會的「背景共識」，其實宋美齡連那封信都不用寫，就是集體領導了。

因此，說宋美齡的提議（台派會說是奸謀）被李登輝打敗，不如說，是被整個社會、人民有的集體意識給否定了。所以在李登輝以後的三位總統，每一次在野的時候，都會抨擊對手，總統兼任黨主席不好，自己當總統以後，都跑去兼任黨主席，這都是出自於同樣的觀念啊。

而一旦「君位」確定後，整個權力分佈就會依照倫理的指向性開始流動遞移。就是說，誰當上這個位置，即使在原本的權力分佈下，勢力單薄，也會逐漸隨著時間加上自己的意願，使得權力分佈流向自己。

這是「價值觀」與「位置」，帶來的力量，與小我個人，其實關係不大。（有關係的頂多是，這個人得有不是太差的能力以及願意承接權力的意願）因為，不管是林洋港或是李煥、李登輝，若以三國遊戲來去對比，他們頂多是智力97或是95、93的差異，所以位置的力量，絕對超過個人能力。

換句話說就是，生在三國，即使才如曹操者，如果不是曹嵩的兒子，他也不會成為曹操了。

再來，儒家價值觀裡面，有另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道統傳承。

亦即，現任君王的繼位並不能靠武力或是詭計，而是必須靠「正當性」。所謂正當性，就是在既成的「社會制度」下，綜合種種條件，會有個「最適宜」的人選。

這個人只要花「最少的陰謀」就可以順利繼位。

李登輝當時就是最具有繼位正當性（黨主席）的人，因為根據慣例，黨主席跟總統，在大部分時間上，都是同一個人，李登輝既然成為了代理總統，那自然就是最具有成為黨主席正當性的人選。

其實，宋美齡希望在當年七月，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之時，以民主的方式選出黨主席人選，而不要在沒有選舉的狀況下，就以這種「少數決定」的方式（就是當時還站隊李登輝的李煥等人決定）直接產生代理主席，還比較符合民主原則呢。

三者，儒家思考裡面是父系社會的傳承思考，有所謂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也因為是這樣的思考，宋美齡的權力才會隨著蔣介石的逝世而漸漸消失，否則，恐怕在蔣經國時代，就不是宋美齡遠走美國的狀況了。

第四，就是談道德在這場代理主席之爭裡面的重要性。那個所謂宋楚瑜的臨門一腳，會有奇效，正是建立在當時的社會，禮義廉恥在人的心中有極大份量的關係。

所謂道德、禮義廉恥，就是不會知法玩法，不會在有制度可循的前提下，為了個人私慾，胡亂鬧事。

這只要把民進黨的各種行徑拿來對照，人少的時候用蠻橫的拳頭暴力，人多的時候用蠻橫的人頭暴力，總是遊走在犯法與法律灰色地帶就知道問題在哪了。（當然啦，在台派、綠營眼中，絕對對這個論述嗤之以鼻，在他們心中，民進黨打人叫做起義，國民黨打人，就是暴動）

沒有道德的狀況就是「無所不用其極」，自己想要的東西，用盡各種方法，甚至朝令夕改，被罵不要臉（例如公投的反覆笑話），都要拿到。

真要鬧，當時想要反對李登輝的人也不是不能鬧，那時候在國民黨內反對李登輝接掌大位的人，會比民進黨一開始在國會的影響力低嗎？

反過來說，宋楚瑜那個臨門一腳，才是一種會吵的孩子有糖吃的概念。不過，這根暗樁，如果李登輝不佈，那他就直接升等成證嚴法師或是聖嚴法師了。在那個狀態下，不管站在那個位置的是李煥、林洋港，這種暗樁，是肯定要埋一兩根的。

但是，如果當時宋楚瑜碰上的是超想當監察院長的陳菊，他臨門踹爛腳也沒用吧！（要臉不要臉，就看道德在個人心中的份量了）

最後，儒家價值觀裡面重視穩定與次序的概念，就註定了1988年，李登輝接任總統與代理主席成功後，在未來兩年的鬥爭中，佔了八成贏面的結果。

接著，快速地說一下，蔣經國的安排，對後來國民黨政爭的影響。

現在綠營很喜歡洗李登輝巧妙的運用在野勢力發起的各種抗爭運動，如野百合學運來鬥垮國民黨。不過就是這個「證據」，證明了一件事，李登輝在二月政爭中的勝利，其實就是蔣經國解嚴與開放黨禁後的必然結果。

這就好像小明說：「好險我身邊當時有把槍，才能打死那個武功很好的殺人魔。」那請問，打死殺人魔是因為小明是武聖第二嗎？不是，是因為那把槍剛好在他身邊嘛！是槍的功勞佔九成，小明不需要是個百發百中的神槍手，只要稍有受過開槍訓練，那就贏定了。

所以我才會常說，台派邏輯，有口皆悲。只要好好把台派的A論述跟B論述放在一塊，這兩個論述，自己打死自己的機率，非常之高。

這同時也可以反駁一下台派最喜歡洗的，國民黨當初要發動政變，幹掉李登輝，卻被李登輝化解的神話。

事實上，李登輝要被幹掉的機會跟時間點，只有一個，就是在蔣經國死時，他還沒接任代理總統之前的那一刻。

而要成功發動這種「具有合理性」且「不會被推翻」的政變的最重要前提就是，蔣經國必須在死前，暗示或是佈局讓蔣孝武、蔣孝勇繼承大統。也唯有這樣的佈局，搭配上戒嚴與軍隊，能破去李登輝繼任總統與代理黨主席的正當性。

也就是說，這場政變要是蔣經國同意「加上」宋美齡同意，「再加上」蔣孝武（以及蔣孝勇）同意，「最後再加上」郝伯村同意，才有可能發生，少一個，都會讓政變不具正當性，而輕易被其他勢力（包括美國）瓦解。

因此，當蔣經國在死前解嚴又公開宣示，蔣家不會再出總統以後，李登輝的接任之路，就再也沒有後來他自己最喜歡渲染的「被政變」的可能性了。

所以，總的來說，李登輝能在二月政爭中贏得勝利，並非是台灣民主跟他的智謀有所發揮，反而是儒家與封建社會觀念發揮影響力的結果，只是在這三十年被披上了民主的外衣罷了。

更正確的來說，台灣這三十年來的「民主之路」，其實只是儒家皇權、封建思考下的「蔣氏王朝」洗成「李氏王朝」的過程。李登輝繼任後是弱勢總統，為了鞏固自己地位，拚命展開「拉人頭」大賽，從政界、商界最後到黑道，用盡各種總統能給的資源去結交自己可以拉得動的人頭。

事實上，這也反證了一件事，強人政治不能以「死亡」作終結，而必須以「理智佈局」做終結，否則，就是像台灣這樣，本來是一個弱勢總統，藉著強人死去，但是強人政體卻沒跟著死去的落差，把自己洗成另外一個強人。（附註）

從蔣氏王朝改成李氏王朝，從國民黨黨國體制換成民進黨黨國體制。也因此，很多人會覺得：現在民進黨根本就是「國民黨化」了嘛！沒錯啊，因為台灣這三十年來的民主本來就是假的，只是披著民主拉人頭外皮的封建權鬥。

也因此才會出現2019年民進黨黨內初選時，民進黨在憂心賴清德挑戰蔡英文成功，會導致憲政空窗或是民進黨潰解的笑話。

如果真的是民主制度，怎麼會有「不允許」黨內聲望民意高的後起者，挑戰現任黨籍總統的笑話發生呢？

如果真會發生憲政危機，那乾脆把總統改成八年一任，一任當完，就下台。否則，既有四年一任制，卻又不能實際執行，這不是笑話，什麼才是笑話？

當然，把台灣的民主假皮剝掉以後，一切就會非常合理。



附註：所謂理智佈局簡單說就是類新加坡模式，以有能力的強人第二代有意識的將強人政體淡化與終結，而不是因為死亡，匆匆轉換。